白紙繪圖 百煉成“綱”

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起步，到如今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藍圖擘畫，一幅綿延70余載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畫卷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中接力繪制、漸次鋪展。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經歷了異常艱辛的過程。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等新中國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關於編制實施“一五”計劃的書信、手稿、會議記錄等珍貴檔案，為我們還原了那段白手起家、艱難創業的歷史。

從零開始，“第一次搞計劃，沒有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實現國家工業化、建設現代化的國家，一直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重點思考的問題。1951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戰略構想，決定從1953年開始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並著手編制五年計劃的各項准備工作。會議採納周恩來提議，成立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六人組成的領導小組，組織領導首輪試編。

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是先發展投資少、見效快的農業和輕工業以改善民生，還是集中有限力量優先建設重工業，是計劃編制工作面臨的方向性選擇。黨中央從國家的長遠根本利益和嚴峻的國際環境出發，特別是結合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教訓，經過綜合分析各方面因素，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毛澤東后來將之精辟地闡述為著眼於人民長遠利益的“大仁政”，這一戰略決策成為“一五”計劃編制的基石。

最初的試編，由於掌握的全國資源統計數據和資料不全，而且沒有編制長期計劃的經驗，因此尚處在摸索階段，僅有一個粗略的綱要。陳雲說：“現在沒有精確的統計，都是靠估計。”“我國開始建設時，計劃的線條只能是粗的，將來再由粗到細。”1952年初，中財委啟動五年計劃第二稿編制工作，匯總了各大區和工業部門上報的經濟建設指標，7月試編出按部門和行業劃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計劃輪廓（草案）》及其《總說明》，共計25本小冊子，包括鋼鐵、有色金屬、機器、汽車等多個行業計劃以及貿易、財政等方面的計劃。陳雲7月1日致信毛澤東，就這一稿編制情況作了報告，他說：“這次我們寫的五年計劃的主要點，是在今后五年中要辦些什麼新的工廠。因此，在這一方面花的工夫比較多。”同時他也坦承，“第一次搞計劃沒有經驗，已經搞出的也很粗”。但就是這樣一個仍顯粗糙的草案，卻意義非凡，它已經初步勾勒出國民經濟五年發展的輪廓，成為新中國邁向工業化的第一份路線圖。

艱難談判，蘇聯援助建設156項重點工程

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計劃經濟模式實現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制定、工業建設等方面經驗豐富。而且，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態度、實行全面封鎖，新中國所能獲取的外部援助極為有限，爭取蘇聯的援助至關重要。經研究，中共中央決定以《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計劃輪廓（草案）》為基礎，向蘇聯政府征求建議並尋求援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陳雲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蘇聯。

蘇聯政府對中國編制“一五”計劃予以大力支持，組織專門力量對計劃草案進行詳細研究。斯大林在與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會談中，同意為中國五年計劃建設在設備、貸款、專家等方面提供援助，但同時也在經濟發展速度等方面提出了意見，認為草案中工業年均增長20%的指標是勉強的，計劃要留有余地，要考慮到農業的制約因素。這些意見對科學編制計劃起到了積極作用。

1952年9月下旬，周恩來、陳雲等先行回國，李富春留在莫斯科，繼續帶領團隊與蘇聯政府有關部門就計劃草案和援助項目細節進行具體磋商。蘇方專家經過深入細致研究，指出了草案中指標過高、比例失衡、地質資料不足等諸多問題。例如，草案中提出五年要修一萬公裡鐵路，而蘇方認為這一建設規模過大，超出中國當時的實際建設水平。中國政府代表團在缺乏編制經驗的情況下，既要保証編制計劃科學合理，又要向蘇方竭力爭取盡可能多的援助，其難度可想而知。接下來長達數月的談判，是一場艱難的“拉鋸戰”。談判涉及從鋼鐵、煤炭、電力到機械、國防等幾乎所有工業門類，由於沒有完整數據基礎，代表團需要不斷地與國內核實各類經濟和資源數據，每一個項目的技術標准、設備清單、實施進度、資金額度都需要與蘇方反復磋商。經過艱苦談判，雙方在援助建設的重大項目上取得一致意見，於1953年5月15日簽署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企業的協定。這91個項目，加上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援建的50個項目，共同構成了141項援建工程的核心。此后，中蘇雙方就91個項目設計任務書等具體問題繼續商談，1954年2月，李富春向周恩來報告：“九十一個項目的設計任務書問題，昨日最后與商務副代表那維琪同志談好，較一月廿九日向中央作的報告作了必要的修改。”1954年10月，經過周恩來進一步推動，蘇聯政府又追加了15個項目，最終形成了奠定中國工業化基礎的著名的“156項”工程。這份來之不易的援助清單，極大地加速了中國工業化的起步。

動態調整，“邊計劃、邊執行、邊修正”

1953年元旦，黨和政府通過《人民日報》社論向全國人民宣布，我國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其時，完整的計劃草案仍在緊張地編制和修改之中，計劃編制工作進入“邊計劃、邊執行、邊修正”的狀態。

按照《中共中央關於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五年建設計劃綱要的指示》，1953年初，陳雲領導中財委會同國家計委、中央各部和各大區，在征求了有關部門和專家的意見后，對項目發展速度等參數重新進行計算。計算工作異常辛苦，隨著方案不斷調整，一個數據的變動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重新計算整張表格乃至整個系列的數據。這次修訂后，各經濟部門和各年度互相配合、基建投資在各部門分配比例等方面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中國國情實際。

1953年6月，毛澤東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這條總路線成為“一五”計劃的指導方針，為“一五”計劃編制提供了根本遵循。國家計委根據中共中央要求，對“一五”計劃進行第四次修訂。6月28日，周恩來在審閱《關於編制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報告稿后致信毛澤東，信中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唯一目標是不完全的，建議將今后一個長時期內黨的基本任務改寫為“穩步地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有步驟地促進農業的集體化，使我們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同時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斷地擴大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實現我國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並對一些具體內容提出了修改建議。由此可見，這一稿在經過多次修改后，最終確定了“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增加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內容，使“一化三改”總路線在計劃中得到全面體現，進一步完善了計劃體系。

精密核算，比例協調與綜合平衡的反復打磨

1954年初，抗美援朝戰爭已勝利結束，蘇聯援助工程也已確定，過渡時期總路線深入人心，加上1953年計劃實施以來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這使得確定“一五”計劃草案的條件逐漸成熟。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以陳雲為組長的編制五年計劃綱要八人工作小組，組織對“一五”計劃綱要草案進行第五次編制。

1954年2月19日，陳雲在中央財經、文教各部部長會議上，明確要求各部都要確切計算每個項目的單價，並強調“這次責任很重，時間短促”，要“一個月就交卷”。在陳雲、李富春領導下，國家計委經過認真仔細的測算和反復的討論、修改，整理出了計劃草案第五稿初稿，於4月16日送交毛澤東審閱。從4月22日起，陳雲多次主持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針對“一五”計劃中的間接計劃、主要內容、投資比例、購買力與物資平衡、財政收支緊張、工農業指標能否完成等問題以及各方意見，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研究討論和分析思考。6月30日，陳雲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匯報時系統闡述了“按比例發展”和“緊張的平衡”的思想。他強調，經濟建設要統籌安排好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重工業內部各部門、工業與鐵路運輸之間的比例關系，以及財政收支、商品供應與社會購買力、物資之間的關鍵平衡。他分析指出，“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不可能樣樣寬裕，“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按照這一要求，工業年均增長速度、基建投資總額等關鍵指標，都在反復核算后，從最初較為樂觀的設想下調至更切實可行的水平。

1954年11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集中在廣州20多天，字斟句酌地審核修改草案第五稿初稿。與此同時，草案下發至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區市黨委廣泛征求意見。根據各方面反饋意見修改后，“一五”計劃草案第五稿雛形初具。12月17日，陳雲將《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草稿）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一些小的修改，並於1955年1月25日復信稱贊“整個報告是很好的，看了覺得很高興”。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原則通過了五年計劃草案。4月至5月，八人工作小組再次組織對計劃草案逐章逐節討論和修改，反復推敲工業布局、技術標准等細節，並將字數由原來的12.7萬減少到10.4萬左右，最終編制完成五年計劃。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審議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會議認為，這個計劃“是全國人民為實現過渡時期總任務而奮斗的帶有決定意義的綱領，是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劃”。此時，距離計劃開始實施已過去兩年多。

從1951年初步構想到1955年正式通過，“一五”計劃的編制歷時四載、數易其稿。編制工作立足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與外部環境，借鑒了蘇聯的建設經驗，貫穿了對國家前途的深遠謀劃、對經濟規律的科學探尋、對戰略重點的充分討論，以及對各項數據指標的反復核算，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實事求是、科學決策、艱苦奮斗的精神品質。這場前所未有的艱難探索與實踐，不僅成功奠定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也為我們黨領導經濟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